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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退团导致地球村“没有领袖” 疫情过后的世界格局在哪里

来源:《财经》 编辑:轩昂 时间:2020-10-18
导读: 在动荡不定的世界里,如何为“双循环”战略创造更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2020年8月26日,工人们在马来西亚一家工厂的生产线上检查一次性手套。新图形/方法 正文|香冰 新冠肺炎肺炎疫情是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事件之一。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疫情引发

在动荡不定的世界里,如何为“双循环”战略创造更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2020年8月26日,工人们在马来西亚一家工厂的生产线上检查一次性手套。新图形/方法

正文|香冰

新冠肺炎肺炎疫情是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事件之一。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疫情引发的问题、分歧、矛盾或冲突再次严重冲击了二战后形成的世界发展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从全球治理体系、投资贸易体系、发展模式、科技颠覆、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来看,世界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

面对当前的形势,国内外都提出了“双循环”的理念。发展离不开更加稳定友好的国际环境。在动荡不定的世界里,如何为“双循环”战略创造更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体系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基于二战后的世界发展模式。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格局向“一超多强”转变,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各国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管理、专业化、合作化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核心“创始人”,或者说是出资最多的“大股东”。它承担了必要的“责任”,并履行了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职责。

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变得越来越低效。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第一”,先后退出多个国际组织。美国“退团”导致全球治理“没有领袖”,“大股东”不关心“地球村”的发展,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例如,新冠肺炎的肺炎疫情是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事件之一,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挑战。本来各国应该真诚合作,共同抗击疫情,致力于早日恢复世界经济发展。但是从各个经济体的表现来看,他们不仅缺乏真诚的合作,反而互相争斗甚至互相指责,推倒台湾。这种情况充分凸显了全球治理体系及其协调机制的无效性。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分裂”趋势,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支离破碎,甚至崩溃。事实上,“美国优先”、“退出集团”的做法,宣告了美国暂时放弃了其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发展格局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特朗普也在“一股独大”的美国全球治理体系时代按下了“暂停键”。未来,依靠全球整体治理体系和各种国际组织通过协商解决重大全球发展问题,通过全球共识解决冲突和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性将大大降低,经济体间合作与发展的挑战可能越来越大,潜在矛盾和冲突可能越来越多。

第二,地缘政治风险越来越大。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失败”和单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日益盛行,地缘政治摩擦和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多。全球疫情过后,地缘政治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第三,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稳定的中美关系在世界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中美合作会赢得更多,相反,整个世界可能会失去一切。近年来,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中美之间的竞争和争端越来越多,双方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中美脱钩”和美国挑起的所谓“新冷战”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和发展的系统性风险。到2020年底,美国将举行新的大选。与特朗普单打独斗、一个人撕裂世界的做法不同,从以往的经验和方法来看,民主党及其候选人拜登可能更注重意识形态差异,更擅长建立国际联盟。如果拜登上台,他很可能会利用美国的国际联盟和意识形态分裂,进一步推动中美“脱钩”和中国与西方世界“脱钩”。总之,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中美关系逆转的大趋势未必会有很大改变。

全球投资和贸易体系的转变

现有的全球投资和贸易体系是在二战后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世贸组织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简单地将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矛盾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恶果,经济全球化、中国重新崛起等话题成为一些西方经济体内部各种问题的替罪羊。结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突出意识出现了。从长远来看,这一趋势对经济全球化和世贸组织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

美国是经济全球化和世贸组织体系的构建者和主要推动者。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优先”、“退出集团”、打击主要贸易伙伴、重建许多重大贸易协定、挑起贸易争端、加剧地缘政治矛盾等。显示出对世贸组织规则及其经济秩序缺乏基本的尊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加速了世贸组织的解体,这场疫情可能已经彻底宣告了世贸组织时代的正式结束。在大变革的趋势下,世界经济可能已经进入“后世贸时代”,全球投资和贸易体系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势。

首先,更多的经济体可能会选择“独立”和“自力更生”。突发疫情和隔离政策导致物资短缺,凸显了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也引发了经济和生产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的担忧。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法国、日本、印度)可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许多行业和产品贴上战略、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标签。一方面,努力实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以此为借口实施投资限制和贸易保护增加了市场准入的难度和经济交易的成本。

其次,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于世贸组织的新的全球投资和贸易体系将难以形成,多边、双边和区域投资和贸易协定将成为主流。虽然现有WTO体系支撑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时代已经结束,但在全球治理体系崩溃、中美关系不确定和恶化的背景下,短时间内建立新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双边、多边和区域投资和贸易协定将不断出现。

虽然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加速上述两大趋势的变化,但作者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拥有全面完整的产业链、全流程和全球经济生产能力。实行“独立”和“自力更生”是非常困难的,但对中小经济体来说几乎是不可行的。在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下,依托其巨大的内部市场(经济总量和消费人口),可以更加注重构建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链,构建全面的产业体系。在新的全球格局下,我们可以依靠内外双循环来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

总体而言,在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下,美国和日本在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产业链调整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从产业链完整、产业门类齐全、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等方面来看,欧盟和中国在应对后世贸时代“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发展挑战方面具有一定的结构优势。

关于中国对策的思考

在一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全球变化下,挑战中蕴含着巨大的战略机遇。中国审时度势,在国内外提出了“双循环”的构想。结合对上述新的世界发展模式的观察,作者对如何创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更好地支持“双循环”战略进行了如下思考。

第一,经济利益有助于团结连横,广交朋友,创造友好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一直是中国与世界交朋友的基石。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中国目前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商品贸易出口约占全球总量的13%,进口约占11%。可以说,“中国制造”、“中国消费”是中国整合连横的强大经济基础。近年来,中国在深化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包括建设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金融、汽车等产业扩大开放、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国策的精耕细作也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些努力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吸引力,巩固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投资和贸易关系,有助于扩大和巩固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朋友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只强调利用经济利益发展友谊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澳大利亚在经济和贸易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毫无疑问,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有着巨大的贸易联系。然而,近年来,在地缘政治、国际治理和国家安全等许多敏感问题上,澳大利亚几乎总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比如最近在华为问题上,澳大利亚比美国先开了第一枪,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华为等中国供应商向其提供5G设备的国家。在新冠肺炎肺炎疫情期间,澳洲主动与美、法、德、新等盟国沟通,率先脱离世卫组织,对中国发动所谓“国际调查”。

面对未来,在强大的经贸利益的基础上,我们可能需要更加关注非经济利益,以改善、发展和加强中国的国际关系。其中一些非经济因素可以包括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魅力的因素,包括政治价值观、文化和外交政策。当今世界,不同经济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每个经济体都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对各种非经济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同。面对当前的全球变化,中国可以将连横与非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广交朋友,广交真朋友,全面拓展和巩固中国在世界上的铁杆“朋友圈”,为“双循环”战略营造更加和平、友好、稳定的国际环境。

第二,加快发展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关系,把发展儒家经济圈作为战略重点。

为了在未来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国应全面加快双边和多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谈判,并在全球投资与贸易体系中与连衡齐头并进。WTO时代的全球循环将呼应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从文化和地理关系的角度来看,专注于发展儒家经济圈(CES)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起点。2017年底,参考“盎格鲁圈”的提法,作者提出了“儒家经济圈”的概念,是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和重要影响的经济,这些经济都与儒家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儒家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日、韩、新、越。

儒家经济圈经济总量巨大,内部经贸关系耦合度高,长期发展潜力巨大。1)经济方面,根据IMF数据,2019年儒家经济圈GDP为22.7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上升至26.7%(21.4万亿美元,欧盟18.4万亿美元)。2)贸易方面,2019年儒家经济圈商品贸易总额占全球的27.8%,远高于美国(10.9%),低于欧盟(32.8%)。其中,儒家经济圈成员内部商品贸易比重较高(出口内部贸易占40.7%,进口占45.2%),与欧盟(内部商品贸易占64%)相比仍有很大发展空间。3)2020年世界500强中,儒家经济圈企业202家,占40.4%,营收占所有500强企业总营收的38.7%。

在儒家经济圈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进一步扩展其区域化战略。

第一,从儒家经济圈到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本文中的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10个东盟国家(10个3)。东亚、北美和西欧(欧盟)成为世界三大经济中心,近年来东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2019年,东亚地区GDP总量达到24.3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7.6%。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与东盟商品贸易额突破1400亿美元,东盟首次超越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未来,通过大力发展儒家经济圈(CES),构建“CES东盟”一体化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将形成更全面、更深入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中日韩是近邻,我们愿意在大循环中建立中日韩小循环。”同样,积极构建后WTO时代重构的世界循环中的东亚循环,创造一个经济合作、文化融合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极区,也将有助于中国的发展

第二,从东亚走向世界。依靠儒家经济圈和东亚经济的整体协同效应,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和推进各种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规划,进一步扩大国际流通范围。在区域贸易协定方面,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在全球市场上,2020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积极开放加入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我们也要从更高的战略层面重视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努力把欧盟发展成为后世贸时代中国的核心经济伙伴。欧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集团,其商品贸易约占世界的32%。欧盟无疑是全球商品贸易的领导者。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并积极与欧盟建立更深层次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例如,2013年6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与欧盟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被视为美国制衡中国、构建新世贸组织体系的重要环节。2018年7月,日本率先在东京与欧盟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共同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关系。

从2012年2月第14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到2013年11月第16次中欧领导人峰会,中方将《财富》(或简称CAI)谈判作为中欧关系的重要优先事项之一。截至2020年6月,双方已进行了29次会谈。一旦达成协议,该协议将取代中国与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26个国家(爱尔兰除外)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全面加强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建立类似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对于应对全球投资贸易体系的巨大变化和“中美脱钩”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世界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中国可能需要新视野、新模式、新思维和新对策来应对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利用中国作为全球主要贸易国的地位和多年来在“一带一路”取得的成就,我们将巩固和扩大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因素的关系。通过构建核心节点的多边和双边投资贸易关系,整合后世贸时代的新格局,为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资源搭建更多更好的桥梁和平台,为国内外“双循环”战略拓展更大更友好的国际空间。这些努力也将有助于应对“中美脱钩”风险和潜在的“新冷战”,瓦解美国正在试图建立的反华或排华联盟。

(作者是长江商学院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编辑:王艳春)

责任编辑: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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